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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喜欢《繁花》,但你未必了解90年代

时间:02-06 来源:休闲娱乐 访问次数:14

你喜欢《繁花》,但你未必了解90年代

看过《繁花》的观众可能都认同的一点是:导演给90年代的上海加了一层浮华的滤镜。在王家卫风格的光影塑造之下,1990年代的上海被隐匿在1930年代的背景板中,和平饭店与外贸公司、夜东京与至真园、苏州河与黄浦江……网红地标如打卡一般呈现了一个层叠入梦的魔都,朝歌夜弦,美轮美奂,如同“东方巴黎”的复归返照。Z世代可能会为“人生第一部王家卫”献上膝盖,但来自中年观众的指摘却不绝于耳:有人觉得《繁花》里的上海太假,宝总不像改革浪潮的创业家,更像镀金时代的盖茨比,这种嫁接了“狮子山”与“民国风”的滤镜,扭曲了90年代的真实中国。同样是以90年代为背景的热播影视剧,《山海情》展示了贫困,《漫长的季节》折射了凋敝,《狂飙》里有权力寻租,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里有官商勾结……它们跟宝总在十里洋场“万花丛中过,片叶不沾身”的潇洒相比,似乎更加写实。诚然,《繁花》作为一部电视剧,它只是一部反映一隅的文艺作品,不是90年代的中国史,它没有刻画社会全景的义务。但当下的确存在一股风潮,就是用滤镜来审视和怀念90年代,认为那是一个充满美好、积极和充满希望的黄金时代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90年代的确是一个烈火烹油的造富年代,是遍地机会的奔腾年代,是不拘一格的开放年代,很多人在90年代有了人生的第一次:第一支股票、第一台彩电、第一部电脑、第一款大哥大、第一辆私家车、第一套商品房……对记忆中美好部分的“提炼”,就会让对90年代涂上一层幻想的滤镜:改革进程一日千里,生活水平蒸蒸日上,发财机会俯拾即是,外资蜂拥而来,民企破土崛起,大学生是天之骄子,而普通人炒股炒房都能赚来第一桶金。但在另一些文学、影视和记忆的碎片中,还有另外一面的90年代:贫穷、匮乏、腐败、治安的混乱、技术的滞后、物质的短缺、阶层的分化,相比三十年后的今天,那时的恶性案件更残忍、就业岗位更稀少、底层的生活更没有保障。这些碎片会打断某一种臆想:你可能喜欢滤镜后的《繁花》,但未必了解那个原画质的90年代。01繁花之外即使生活在90年代的上海,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“万花如海”的富足。金宇澄的《繁花》包罗万象,有抄家“破四旧”,有轧姘头搞关系,有市井日常鸡零狗碎;但王家卫拍《繁花》时,删繁就简,以点代面,把时间聚焦到南方谈话后的1993和1994,把上海浓缩到黄河路、南京路等几条主干道。一方面,剧中的这些上海地标和围绕它们发生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。说它是真实可信的,是因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,90年代的上海先于全国流行起了过洋节、办舞会、吃大餐等娱乐消费。上海在时隔三十多年后,再度与国际大都市接轨。有亲历者就回忆,小时候很多跨年夜就在波特曼、希尔顿的自助餐厅度过,零点钟声敲响,彩带从天而降,现场接着奏乐接着舞,和《繁花》里演的一模一样。1996年一张五星级酒店跨年入场券是800元,只比上海月平均工资889低一点[1]。但另一方面,即使在上海,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也形同孤岛。在大多数上海local的记忆中,《股疯》《孽债》《夺子战争》反映的才是90年代的上海——倒马桶,挤公交,几代人蜗居一室,指责邻居偷用水电,关起门互骂“小市民”。潘虹在《股疯》中饰演的公交售票员阿莉,大热天顶着一块破毛巾擦汗,和《繁花》里雪芝售票时的“风吹仙袂飘飖举”判然两貌。在90年代,上海的摩登仅限于外滩到西藏路的南京路、陕西路到瑞金路的淮海路,以及乍浦路、黄河路等有限地段,如今人满为患的网红街,当年多是乡村[2]。王家卫的解题思路,是让宝总从一开始就住进和平饭店,进贤路上吃私房,黄河路上谈生意,与市井生活切割。简单总结就是:有人间烟火,无柴米油盐。电影《团圆》里的石库门内景然而只要镜头从宽敞舒适的英国套房稍作偏斜,《做头》《团圆》《苏州河》里那个嘈杂拥挤、灰屋平瓦、遍布烟囱的“低配版上海”就会铺展开来。一直到90年代初,上海普通人的住房基本盘,仍是英租界老洋房承袭而来的石库门、本质是宿舍的工人新村与苏联风格的筒子楼。建国之初,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平米,1978年是4.5平米,1990年是6.6平米,1995年也才8平米,空间始终非常逼仄[3]。赶上80年代知青回城,分房无望的居民只能用木板加盖“层阁”,或在阳台自建“塔居”。老房子后来的主人,宽裕度不如从前的仆人。在《孽债》里,梁思凡第一次去生父梁曼诚8平米的亭子间,要拽着一根粗绳才能上楼梯,后者告诉他:“上海很多人家里的房子都这个样,比我们家小的也多的是。”梁思凡私下抱怨:“我家和麻雀笼差不多,麻雀笼里还能蹦跶几下,可我家挤得呀!”梁家所在的石库门建筑,脱胎于砖木结构、联排样式的传统三合院,十几户共用厨房,晾晒庞杂混乱,日常洗漱都在弄堂,没有下水道,需要自己倒痰盂和木制马桶,没有煤气供暖,冬天没法洗澡,一遇寒潮水管就会冻结。《孽债》里的梁家亭子间在电影《股疯》里,阿莉的丈夫怀疑妻子搞外遇,吵架时句句不离石库门的生活条件——“我们这是平民区,你去住高级宾馆呐,那儿又是空调又是抽水马桶。”80年代曾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,也为没能改善市民生活自责不已——“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,到处是烟雾腾腾,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,我真感心痛[4]。”上海市民从缺少隐私、卫生条件堪忧的石库门、棚户区中解放出来,有两个时间节点。一是1994年的售后公房改革,独立煤卫的属于个体的房子开始在市场出现;另一个是1998年住房制度全面改革,很多人才有了第一套商品房。作为国家最重要的“钱袋子”,上海基础建设之所以滞后,正是归于在“全国一盘棋”的计划体制下,超负荷承担着工业制造和财税上缴的职能。从50年代初开始,上海税收的87%上缴国库,以全国1/1500的土地、1/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1/6的财政收入,而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/60[5]。由于“勒紧裤腰带”支援各地建设,上海人民在改革开放前,也长期承受着资源短缺带来的压力。除了“迈不开腿”,另一个困境是“张不开嘴”。70年代末,上海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6.4%,普通人每100元收入中仅吃饭就要花去56.4元。19 88年的上海粮票1954年,上海陆续推行了食油和食粮的定量供应。在统购统销时期,上海的蔬菜、副食、土特产常年短缺,拿着“小菜卡”凌晨5点去菜场排长队,成为老一辈的集体记忆。朱镕基担任市长的1988年,针对流通环节的“吃拿卡要”启动了“菜篮子工程”,其核心正是去除行政指导,放给市场调节[6]。一直到1992年,上海才对食糖、鲜蛋和食盐敞开供应。上海老百姓从吃饱到吃好,也就是近三十年的光景。然而在王家卫的镜头里,在饮食上一掷千金是常态:至真园一桌酒席1800元,玲子的日式本帮菜一位500元,大闸蟹更是被陶陶拎来送去。真实的90年代,常人吃不起大闸蟹。一斤大闸蟹价格150元,而1991年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约276元;1993年上海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471元,对工薪阶层来说,不仅一顿大闸蟹就要耗去半个月的工资,鸽包翅与大王蛇更是未来时。剧中饰演范总的杭州演员董勇回忆,年轻时来上海出差,陪老板去黄河路跟客户吃饭,一顿花销就顶自己几个月的工资。作家李舒则提到,黄河路在当年不是最贵的,宴请两三顿才过万,但在扬子江饭店,一顿饭有时一万块都打不住。哈耶克有个比喻:资本市场的红利就像往杯中倒蜂蜜,它不会马上充满杯子,而是先聚在中心,再慢慢流向四周。那时的上海,正在享受改革开放的第一波红利,处在蜂蜜滴落的正中央——但显而易见,它不是杯子的全部。因此,即便是狭窄逼仄的石库门和筒子楼,它们也是90年代更多中国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事物。02四海之内有一个话题,能够帮忙勾起90年代的最真实回忆,那就是:社会治安。1993年11月,当“劳动力市场”在十四届三中全会被提出后,户籍制度开始松动,上亿的农民离开土地,去往城市和乡村工业单位。人口的大规模迁徙,既带动了中国的市场化、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,也引发了犯罪、失业和城市管理的问题。《繁花》剧末,宝总告诉小门童:“和平饭店未来不只有外国客人,你除了要学外语,还要学各地方言。”意思是上海之外的中国经济正在腾飞。而与之对应的是:在第26集里,汪小姐一离开上海地面去深圳谈生意,就挨了飞车党的一记板砖。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,飞车党在珠三角为祸甚巨,作案时往往数台车同时启动,沿路抢夺、抢劫行人皮包、耳环、项链等财物,如遇反抗,轻则扯烂皮肉,重则将手臂或脖颈砍断。2000年之后为了彻底根除飞车党,广州和深圳等城市开始禁摩。整治飞车党的宣传标语飞车党的背后是大量“砍手村”。一个典型案例是广西温江村,全村3000多人有100多人因飞车抢劫入狱。90年代末青壮年会日常进行模拟训练,科目是驾驶摩托车劈砍成排的木桩,连续斩断3根手臂粗的木桩视为合格。粤桂警方在2006年突袭温江村前,到广东抢劫已经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[8]。现在已经几乎绝迹的车匪路霸,在那会儿也迎来最猖獗的年代,90年代以来,随着国道、省道等公路建设的加快,货运和客运车辆大量出现,针对长途司乘人员的抢劫也越来越多,一些偏远地区村民甚至将拦截抢劫作为“脱贫致富”的捷径。1993年,解放军战士徐洪刚乘坐大客车返回部队,路遇车匪抢劫,在制止歹徒的过程中被连捅14刀。此事成为90年代标志性事件,各省随后开始提升对持械抢劫的打击力度,湖北省一度出台“群众如果制服或者打死正在抢劫的车匪路霸,可以不负刑事责任,还能得到表彰奖励”的规定。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甚至由于收入高和单人运营等特点,出租车司机也一度成为被抢劫的重点群体。例如例如深圳警方在1994年破获的“六魔女案”,6名年轻女子相互配合,一年多劫杀了17名的哥。当时为了防止被抢,出租车在前后座中间都会加装护栏。根据双雪涛小说改编的网剧《平原上的摩西》,故事线索就是大下岗时期频发的出租车抢劫案。电影《地久天长》里的宣读名单现场其实在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里,电视里的热播剧,大半都是法制犯罪相关的。类型化有《重案六组》,传奇性有《征服》,偏纪实有《命案十三宗》,女性犯罪有《红蜘蛛》。近年一些港片风格、内地背景的警匪题材,如张君案改编的《除暴》和广州番禺银行运钞车抢劫案改编的《第八个嫌疑人》,模板也都来自90年代。片中很多犯罪现在看来“技术含量很低”,但90年代却难以侦破:DNA技术尚未广泛应用,大街上摄像头也不普及;身份证信息没有联网,伪造证件成本更低;除了偷盗、抢夺和拐卖是家常便饭,像烧烤店打人这种事,在当年连本地新闻都上不了。建国以来的恶性案件,相当一部分发生在90年代:黑龙江讷河案、甘肃白银案、广州雨夜屠夫案、河南乞丐杀手案、南大碎尸案、中俄国际列车抢劫案、云南平远街案等……而有名的悍匪如白宝山、田明建、鹿宪洲、张君等也主要在90年代活跃。抓获悍匪白宝山现场,1997年很多90年代的案件,几十年后还会继续冲击人们的心理,如清华铊投毒案和法子英-劳荣枝案。不少案件会跟经济的脉搏息息相关,最典型的就是资源狂潮下的伪造矿难案。在1998年的三大矿洞诈骗杀人案中,郑吉宽团伙致死29人,潘申宝团伙致死28人,余贵银团伙致死14人。不少案例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,都是同乡或亲戚关系。刘庆邦的小说《神木》就展示了一个底层互害的模版:两个骗子将农民工诱到矿区,在井下将其害死,再冒充亲属索要赔偿。这个故事后来被李杨拍成了《盲井》,在电影中,矿主议价的底牌是“中国什么都缺,就是不缺人”。工业化城镇化加速,大量农民开始离开土地,是90年代治安问题的大背景。为何要离开土地?90年代末历史学者吴思在长江流域做过田野调查[10],给农户算过一笔经济账:31岁的小邱有地3.3亩,种两季稻收入约2000元,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550元,减去1998年上缴各项税费541元,余下多少钱呢?仅909元。靠着养鸡养鹅与捉黄鳝,小邱勉强解决温饱。而为了盖房成家,小邱外出挖了5年煤,住工棚,每天完成5-6吨煤的定额后能赚20多块工资。而在小邱打工的小煤窑,同村有3人死于煤矿冒顶,正因如此,他在攒够2万块钱后选择回家,继续种地。在大同小异的收支预算中,吴思看到的是疲于奔命的人生账本。在农业税废除前,农民的负担重,往往在剪刀差下沦为弱势,被迫向外谋求机会。而另一方面,90年代逐渐脱离土地的农民,又奠定了2001年后中国加入WTO经济腾飞的“地基”。从更广的视角上来看,整个90年代就是一个即将到来的、更大繁荣周期的“地基”。80年代的经济刚刚解冻,人群流动性低,观念也相对保守,治安问题尚未突出;00年代的基层治理能力随着地方财政能力的剧增而大幅提升;而夹在期间的90年代,则成为集中承担转型阵痛的一个阶段——治安的混乱就是这种阵痛的副产品。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,从广袤无垠的农村涌入拔地而起的城市,这条路上横躺着无数的矛盾。就像贾樟柯在《三峡好人》里,通过三峡库区搬迁这一90年代重大历史事件而讲出的那句台词:“一个两千多年的城市,两年就把它拆了,那个没问题呢?”电影《三峡好人》剧照如何看待一个转型阵痛期?显然除了痛之外,人们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。03浮沉之变90年代人们忍受转型期的苦痛,也亲眼见证了那些希望的种子被一个又一个地埋下。在新的十年展开画卷的初期,人们迷茫且怀旧。1990年,1000万册新版《毛泽东选集》宣告售罄;1991年,700万盒《红太阳》磁带专辑抢购一空;到了1992年,南方谈话的春雷一扫雾霾,90年代的深度改革大剧终于开始了连播。1992年南方讲话之后,紧跟着的是两份里程碑式的文件——《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》和《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》;而到了10月份十四大召开,“市场经济”被写进党章,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,1992年自此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[3]。重磅政策的出台,甚至令人目不暇接。到了1993年11月,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,这部标志性的文件一共分为10部分,共50条,对市场经济改革做了详细规划,体制改革骤然加速。1993年9月,分税制改革正式启动,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朱镕基率领60多个人的队伍,跑遍了17个省市自治区,历时70多天,对地方大员们挨个做思想工作,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。1994年1月分税制正式实施,当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就飙升了203.5%。尽管分税制导致了新的央地财政失衡,以及土地财政等副作用,但它大幅提升了中央在基建、民生、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方面的能力,为“中国模式”奠定了财政基础。而在朱镕基的主导下,银行、证券、外汇领域也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。一个插曲是:1994年7月,全国人大第一次把“八小时工作制”写进了法律。而加入世界经济循环的努力,一直贯穿了整个90年代。1991年,复关谈判重启。1992年,“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”写入了《中美谅解备忘录》,但中国在1994年底复关的愿望,最终落空,WTO随后取代关贸总协定。复关和入世的过程屡遭波折,沈觉人、佟志广、谷永江、龙永图等人前仆后继,主席和总理更是先后访美,但谈判进程总是被301调查、考克斯报告、南联盟空袭等一系列事件打断。中国对内深度改革,但融入世界的决心也从未被削弱。国企改革则更加艰难。1997年12月,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认了“基本淘汰长期性亏损企业”的思路,国企进入最艰难时刻。到了1998年,刘欢的《从头再来》被无数人吟唱,端了几十年铁饭碗的人们被推进了漫长的季节。在至暗时刻,艰难但正确的决策仍然振聋发聩:1998年10月,“军队一律不得经商!”国企改革的另一个任务,是解决天量的三角债和银行坏账,尤其是后者,部分银行由于惊人的坏账率在技术上已经破产。对此,中央在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,从银行接手了1.4万亿不良资产,卸下包袱,为之后的城镇化狂飙奠定了信贷基础。1999年11月15日,中美WTO谈判顺利签约,为90年代一系列深度改革和深度开放划上了一个相对完美的句号。11月15日下午3点50分,石广生、龙永图和巴尔舍夫斯基在协议上签上了名字,全球化的大门彻底对中国打开,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回顾整个90年代,中国社会虽然有窘迫的一面,但披荆斩棘的改革也埋下了前所未有的希望。有时代搭台,有经济唱戏,阿宝这等平头布衣才能获得脱胎换骨的空间,如剧中旁白所说:“走在1993年的南京路上,你会感到那是一个会飞起来的时代,我们庆幸生逢其时,与时代紧紧相连,一切尚未定义,一切皆有可能。”在《繁花》第1集阿宝初见爷叔时,后者嘱咐他:“你爷爷的爷爷是地主,到你爷爷这代是资本家,你是没钱开公司,你的原始积累只能靠借……你对现在的形势了解吗,对现在的政策研究过吗,什么钱好赚,什么钱不可以赚!”后面宝总赚到钱感谢爷叔,爷叔便提醒他:一切归功于时代。例如汪小姐的牛仔裤生意不赔反赚,因为1994年初的汇改,人民币相较美元大跌,所以用美元计价的订单逆风翻盘;例如宝总初入股市顺风顺水,是因为赶上“南巡”后市场信心大涨,加之存量股票较少,大盘短期内便被拉高[12]。王家卫要讲的故事一言蔽之,即上海阿宝是如何变成宝总的。但这不仅是阿宝一个人的故事,也是百废待兴之际无数个阿宝的故事。一个普通人要完成这样的华丽转型,除了勤奋、毅力、运气、贵人,最重要的还是时代机遇。电视剧《股疯》剧照,1994年在《繁花》的第23集,宝总在市体改办的会议上慷慨陈词,提到了服饰公司对下岗女工的安置。这段剧情的背景是:90年代的下岗潮席卷全国,国资重镇的上海自然未能幸免,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,纺织、仪电等系统共计有109万职工下岗。百万人的失业,意味着百万个家庭的撕裂和泪水,但它们又被新生的力量所消化。1994年上海航空公司打破招收标准,把空姐年龄上限从25岁提至36岁,向纺织职工伸出援手,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“空嫂效应”,10个月内便消化了5万多名转岗女工。航 空公司首批招收的18名纺织女工有人做服装,有人搞外贸,有人加入航空事业,更多的普通上海市民开小店做小生意。得益于90年代的深度改革和深度开放,2000年后的上海成为世界级的贸易、航运、物流和金融枢纽,时代的巨额贝塔最终补偿了90年代的失意人们。跟随时代,奋力求生,一直游到了海水变蓝,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朴素的生存哲学。历史的无数案例表明:中国人经历过太多苦日子,所以倒没那么怕苦日子,但怕的是一直苦,怕的是永远苦,怕的是在苦日子中看不到光亮和希望,怕的是再怎么努力也游不到彼岸。04尾声王家卫说,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主观的。十一年前认识作家金宇澄的时候,后者告诉他,90年代初的黄河路无比豪华:上海排第二的美食街,755米长的一条路,开了100多家饭店,流光溢彩,霓虹闪烁。有天晚上两人专程去了一次,金宇澄却深感失望。90年代的上海黄河路王家卫说:“金老师,不是黄河路不一样了,是你不一样了[15]。”为了还原1993年的黄河路,剧组搭建了200多米的实景,设计了30多家代表性的饭店,布满霓虹灯招牌,内景也做了夸张修饰。王家卫后来说,观众看剧的时候,可能会觉得某些场面太过繁华,那是因为它还原的是当时人的感受。艺术的魅力正在于,主观效果的滤镜,反而比《大江大河》式的模板叙事更能精准捕捉一个飞扬年代的时代精神——亢奋、过火、癫狂、声嘶力竭、红光满面、焚膏继晷。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上海,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。更重要的是,它属于平凡世相,不是大人物的小时代,而是小人物的大时代。我们都是小人物,我们指望甚至依赖时代的贝塔。很多人之所以在看完《繁花》后,会对那个不完美的时代产生滤镜甚至怀念,是因为我们早已经知道“苦”的后面紧跟着“甜”,知道90年代埋下的种子,最终会在新世纪成长为参天大树。一个人人争相“下海”的时代,相比一个人人渴求“上岸”的时代,前者显然更具吸引力。但其实寒冬并不可怕,只要能够在冬天埋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,为下一轮繁荣构建出结构性基础,人们就不会只沉溺在旧日的光影之中。是时候蓄力下一轮的改革攻坚了,它们会给民众注入强烈的信心——只要信心在,国运就永远在。全文完,感谢您的耐心阅读。顺祝龙年春节愉快。参考资料[1] 微博博主@严艺家[2] 上海文化人眼中的《繁花》和90年代的上海,娱乐风向[3] 大江大河40年:改变命运的七次机遇,饭统戴老板[4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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